记者从近期召开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全球迁飞区水鸟栖息地保护论坛上了解到，由于土地利用转变为农业或水产养殖，加之城市化、外来物种入侵、人类活动干扰以及非法狩猎、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候鸟的栖息地面积正不断丧失，质量在不断下降。因此，通过采取一致行动、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建立保护网络来共同保护候鸟迁飞通道，成为中外与会代表的共识。

 

　　连接全球候鸟的生命线

 

　　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中，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最繁忙的候鸟生命线。在北起俄罗斯远东和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向南经过东亚和东南亚，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广大地理区域内，约210种超过5000多万只候鸟将沿线22个国家连接在一起。“一旦某个地区的栖息地出现保护缺失，就可能让迁飞通道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作出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武明录说。

 

　　前不久，一只斑尾塍鹬从美国阿拉斯加出发，在连续无休地振翅11天零1个小时、飞行13500多公里后，降落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打破了陆地鸟类连续飞行最远距离的纪录。明年春天，“飞行冠军”和它的同伴们在返回北半球繁殖地的途中，预计会绕行太平洋西岸，在中国的鸭绿江口湿地获得充足的停歇补给后，继续返回阿拉斯加。

 

　　然而，对于许多候鸟来说，漫漫迁徙路并非一帆风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受威胁的候鸟比例远远高于其他8条通道，接近1/3的水鸟种群数量正在持续下降。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仅存800只左右，全球极危物种白鹤的3条传统迁徙路径几乎仅剩东部1条，90%的白鹤在中国鄱阳湖越冬。

 

　　“气候变化是当前各候鸟迁飞通道面临的共同威胁。”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春向记者道出了自己的担忧：“气候变化引发的栖息地和食物资源不确定性，将会导致全球候鸟生活史紊乱，进而打乱物候或迁徙规律的耦合关系，对物种的生存产生致命威胁。”

 

　　“此外，栖息地的破坏、污染、围垦、人为干扰等因素，也会给迁徙候鸟带来重大影响。”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首席执行官杜格·沃特金斯(Doug Watkins)补充道。

 

　　国际鸟盟亚洲区主任维纳亚甘·达尔马拉加(Vinayagan Dharmarajah)坦言，非法狩猎在部分迁飞通道沿线国家依然存在，应加强立法保障，支持和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候鸟及栖息地保护。

 

　　在西半球水鸟保护网络执行主任罗伯·克莱(Rob P. Clay)看来，为推动包括保护区、当地社区和国家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采取一致行动，投资和协调工作必不可少。

 

　　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的中国实践

 

　　中国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关键区段：雁鸭类主要在长江中下游越冬；鸻鹬类在东南亚和大洋洲越冬，但是要在中国停歇；中国的北方地区、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则是部分水鸟的繁殖地。“中国候鸟栖息地保护状况，决定了整个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的成败。”雷光春说。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候鸟栖息地的保护，目前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保护体系。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二级巡视员杨锋伟介绍，中国已指定64处国际重要湿地，认定29处国家重要湿地和1021处省级重要湿地，建设2200余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和为数众多的湿地保护小区，几乎涵盖候鸟迁飞通道上的所有关键节点。此外，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作为一个系列，正在分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在雷光春看来，无论是各种类型的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湿地保护工程规划、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滨海湿地保护相关政策，还是今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以及两部委的《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等，都为候鸟栖息地保护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得益于中国的大力保护，许多珍稀濒危候鸟种群数量得以增长。COP14全球迁飞区水鸟栖息地保护论坛发布的《中国水鸟十佳保护案例》显示，黑脸琵鹭从20世纪80年代的300只，增加到现在的6000只左右；20世纪90年代至今，黑颈鹤从5000余只增至1.5万余只，东方白鹳从3000只增至近1万只……“这些物种正逐步摆脱濒危状态，为未来全球候鸟保护带来希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评价道。

 

　　全球协同注入行动力量

 

　　为应对共同的挑战和威胁，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候鸟无国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仅靠自身努力就可以保护好它们。”湿地国际总裁珍妮·玛德维克(Jane Madgwick)认为，首先应当制定明确的行动目标，识别那些亟须恢复到良好状态并发挥功能的栖息地。

 

　　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重要的物种类群，几乎所有鹤类都具有迁徙习性，但中途停歇地较多，沿线栖息地状况亟待摸清。国际鹤类基金会副总裁斯派克·米林顿(Spike Millington)建议，可通过卫星跟踪和地面调查，发现候鸟栖息地的选择和变化，进而识别重点保护地区和保护空缺。近年来，通过监测在蒙古国繁殖地佩戴卫星跟踪器的白枕鹤，科研人员发现它们在前往鄱阳湖越冬地之前停歇时间最久的中转站，已由渤海湾转移到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闪电河流域——该发现为接下来调整保护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接下来，还需要在重点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联合保护行动。近年来，中国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不仅积极借助全球力量保护候鸟栖息地，还努力为候鸟保护贡献中国力量。例如，勺嘴鹬在俄罗斯的楚科奇地区繁殖，在中国的黄渤海区域停歇换羽，在中国的南部和缅甸、孟加拉国等地越冬。“从2020年开始，中国科研团队参与到缅甸的勺嘴鹬保护工作中，支持当地的监测调查和社区能力建设。”红树林基金会高级经理陈庆告诉记者。

 

　　《非洲-欧亚迁徙水鸟保护协定》项目管理专员谢尔盖·得热列夫(Sergey Dereliev)提到，1999年正式生效的这一保护协定，已经覆盖119个国家和地区，为区域协同保护迁飞通道树立了榜样。放眼全球，建立一个全球性跨迁飞通道的网络成为各方共识。湿地国际高级顾问泰吉·蒙克(Taej Mundkur)认为，全球网络的建立将有助于分享相关知识和经验，实现各候鸟迁飞通道间的协同增效。

 

　　中国在协同保护候鸟迁飞通道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了让这些栖息地间互联互通，形成保护合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携手多家机构，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据悉，未来将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加强对中国中东部地区重要湿地的管理，守护包括36种受威胁水鸟在内的5000多万只候鸟的迁飞通道。

 

　　“需要强调的是，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不只是保护，而且要让‘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成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雷光春据此建议，帮助相关社区开展生态旅游、观鸟产业等多种替代生计，因为“只有社区发展有了可持续性，候鸟栖息地才能保持健康稳定，我们的保护事业才会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