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这一官宣，颜宁提到的医学科学院随之被推至大众视野。深圳医科院是一所集科研、转化、学生培养、经费资助等若干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英文简称“SMART”。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深圳医科院的建设背后涉及很多决策，颜宁后续会担任医科院院长，目前相关手续仍在办理中，还未正式任命。”

 

　　深圳医科院新在哪？

 

　　深圳医科院建设的筹划在三四年前就已开始。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实施综合改革试点的文件提出，支持深圳建设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去年3月，深圳市政府印发的《深圳医学科学院建设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医科院将成为全球著名医学研究机构。

 

　　深圳医科院亮点在于“全新机制”。“与传统医科院相比，深圳医科院不仅是一个单纯研究机构，它的更核心功能是承担政府赋予的医学科技研究方面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去年4月，深圳市卫健委科教处处长周丽萍公开表示。医学科学院建设思路是使其成为一个枢纽型科研机构，将政府政策、公众健康需求、科学家研究兴趣和产业需求衔接起来。

 

　　颜宁在11月1日的演讲中提到，“基础研究与药和医密不可分”。从病床到实验室，到制药公司，再回到病床，打通这个端到端的联系，正是深圳医科院的重要使命。

 

　　“以往对医学健康范畴的认知需要转变。‘单打独斗’是传统医学研究方式，‘医学+其他学科’的医科院模式需要被开启。”苏州大学原校长、从事分子免疫学和病毒学研究的熊思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内医学科学近10年发展迅速，体量增长也很快，但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现代医学已不仅是医学问题，需要工程、数学、材料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整合。“mRNA疫苗研制成功的关键不是医学上的突破，而是材料科学领域的突破，因为研究人员找到了能包裹和保护mRNA不被降解的脂质纳米颗粒(LNP)。”他举例说。

 

　　医院主要职责是“医”，医学院主要是“教”，医学科学院是“研”。熊思东说，“过去集齐几只小白鼠、一个实验台、几架显微镜便可开展医学科学研究。现在医学研究需要大的研究队列和大数据支撑，甚至人工智能参与。”

 

　　熊思东分析说，因为人口基数大、患病人数多，中国的转化医学有自身优势。但大量数据只是为转化医学提供可能，并不等于具备相应转化医学研究能力。早期转化医学是“bed to the lab”，即病床到实验室的研究。如今，转化医学研究能力应是双向的，还应具备将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转化成治病防病的具体策略。

 

　　据媒体报道，国内的医学研究成果普遍遇到“转化难”的问题，大量研究成果无法变为实际产品或者方案，制约“转化率”的环节包括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不多、能力不足，对新技术监管政策滞后，新技术应用定价难，新药、新技术能否纳入医保等。

 

　　深圳医科院将针对研究转化瓶颈建立“ 1＋N＋X”的临床研究及转化协同创新体，并且还将建设国际化高水平转化医学中心。这其中，包括建设一所300张床位的高水平国际化临床研究医院。深圳医科院科研人员被允许“技术入股”，此外，深圳医科院还将通过投资，“入股”转化企业，逐步从单一科技研发向科研产业混合体过渡。

 

　　原上海卫计委科技教育处处长张勘2015年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上海医科院建设的阻力和难点。在他看来，建立上海医科院会涉及机构撤并、管理层级扁平化设计、调整不合理或落后的知识结构、更新管理观念等挑战。

 

　　“上海医科院旨在突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格局，强化行业管理，统筹市级财政对卫生的科技投入，多样化吸纳社会资本的投入，被触及到利益和权力的其他部门往往会采取抵制和不合作的态度来维持原状。”张勘在文章中提到。深圳一名不愿具名的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些也是国内医科院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深圳医科院颠覆以往医科院的“老规矩”，实行不定编制、不定级别、市场化薪酬、社会化用人。理事会是深圳医科院的决策机构；院长是深圳医科院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会聘任，实行任期制。

 

　　颜宁宣布加盟后，网上随即传出其回国的“真实原因”是人工智能会使结构生物学家“失业”。11月11日，颜宁在其个人微博发长文回应称，“AlphaFold在我们过去解析的诸多结构的基础上，去年的预测达到了我们2017年的水平；今年依旧停留在我们2017年的水平(这里仅针对Nav/Cav)。在与专门做结构预测的AI团队合作，他们做预测，我们做实验，测试新型小分子与蛋白的相互作用，迄今为止预测无一正确。”AlphaFold是预测蛋白质结构的人工智能平台。

 

　　颜宁称，真正的研究者都乐于拥抱技术进步，善用各种技术去探寻、解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事实上，我期待AI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真可以正儿八经从化学角度研究生命起源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深圳市政府“先招人，后盖楼”有先见之明。如果先盖楼，后招人，没有人才，医科院也会犹如“空中楼阁”一般成了摆设，毫无实用价值。

 

　　深圳建医科院，挑战几何？

 

　　过去10年，深圳人口增加近七成，中青年人口比例远高于全国水平。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2.5岁。

 

　　人口红利极大促进了深圳经济发展。10月29日，深圳市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3季度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超2万亿元，在广东省位列首位。相比亮眼的经济实力，深圳的医疗资源却相对薄弱。

 

　　根据国家卫健委及北上广深四地卫健委的数据，截至2019年，北京市三甲医院数量为58家。目前，上海和广州两地三甲医院数量分别为35家和39家，深圳共有三甲医院32家，其中坪山区为两家。

 

　　依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深圳医学科学院建设方案》，深圳医科院选址坪山区，按照“边建设，边运行”模式推进。

 

　　11月2日，有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咨询，深圳医科院是继续在坪山范围内选址，还是说选址范围扩大至其他区？深圳市卫健委11月17日回复称，目前深圳医科院正在筹建中，将结合深圳城市建设及发展规划，在全市多点布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则表示，坪山区非常重视该项目的相关工作，有关项目进展情况及有关信息请以官方媒体发布为准。

 

　　据深圳市卫健委数据，截至2022年7月31日，深圳市共有6.3万余名医生，其中执业医师5.9万余人，助理医师3400余人，相较北京的超过10万名医生、上海的将近7.5万名医生仍有差距。

 

　　为提升医疗水平，深圳市2014年曾推出以“名医(名科)、名院、名诊所”为重点的“三名工程”，通过引进在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高层次医学团队，优化医疗卫生人才结构。目前，福田区引进和培育名医(名科)91个，罗湖区39个，其余各区不足23个。“深圳现有医疗机构对提升当地医疗水平起到很大作用，比如深圳大学的附属医院、中国医科院在深圳设的几所研究机构等。”熊思东说。

 

　　“深圳的医疗底蕴相对较浅，医疗人才相对匮乏。”前述深圳某三甲医院主任医师表示，近些年，深圳从外地大批引进医学专家、建设新医院，整体诊疗水平在提高。不过，引入和新建的医疗资源都需要经过时间积淀。出于大规模成型医教研融合团队难以短期构建、深圳房价高等原因，引进高级医疗人才越来越难。

 

　　深圳本土第一家医学院——深圳大学医学院成立于2008年，四年多后，深圳大学医学部正式成立。前述三甲医院主任医师表示，深圳专业的医学院相对较少，一般医院的医生很少做科研和教学，大部分都只进行诊疗工作。

 

　　据深圳大学医学部官网今年3月份披露数据显示，医学部2021年招生155人，2022年预计招生达200人。“深大医学院每年招生规模并不大，每个科室或医学专业很难形成大型医、教、研结合的队伍。”前述医生说。

 

　　北京一名高校的医学研究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一方面，年轻人患病人数少，长期慢性疾病人群占比不高，医疗需求与北上广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距离不远的广州市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部分人会选择去广州治疗，深圳本地医疗供给端随之被抑制。

 

　　“国内具备医教研全面发展能力的医学科学家十分稀缺。”前述主任医师表示，深圳医科院建成后，能联合深圳各大医院，培养更优秀的医学科学家，促进医科院、高校医学部、医院三方联动，真正促进中国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的发展。从这个维度上看，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前述北京医学研究人员表示，医学是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的实践学科，颜宁的主攻方向是结构生物学，想要管理好一所医学科学院面临着挑战。

 

　　不应跟风式建设

 

　　继中国医科院之后，近一二十年，国内多个省份都陆续成立了医科院，包括2007年由安徽省医学科学研究所更名的安徽省医科院、2008年成立的广东省医科院、2019年2月成立的山东省医科院等。

 

　　“国内共有各类医学科学院19所，其中国家级3所，地方级16所。”张勘在2015年发表的文中指出，医科院主要分三类，一类是以中国医科院、广东省医科院为代表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管理模式的医科院；一类是以山东省医科院为代表的独立机构；还有一类是多挂靠于医院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附设机构，一般以区级医科院为主。

 

　　中国医科院成立于1956年，1957年协和医学院被并入其中，现有19个研究所、6家附属医院、9个学院、106个院外研发机构。“中国医科院得以发展起来主要是其将医院治疗、医学教学、科研三块同时推进，相互融合，资源整合较为合理。”前述深圳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现阶段国内除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少数省级医科院，很多医科院并未真正做大做强。”该医生分析。

 

　　事实上，建一所医学科学院花费不菲。

 

　　9月29日，广东梅州市医学科学院大楼建设项目启动，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大楼，总投资8.65亿元。这是全国首个地级市医学科学院，大楼主要功能布局为科研实验、门急诊、医技检查、检验中心、体检中心等。

 

　　深圳医科院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专项资助、社会资助以及转化收益。据深圳市卫健委今年5月发布的《2022年深圳医学科学院(筹)部门预算》显示，2022年深圳医科院筹备阶段预算收入2918万元，超九成为政府预算拨款；预算支出2918万元，其中医疗服务类支出1040万元，主要用于医科院筹建调研论证、项目评估、公共平台建设等，相比去年增加超八成。

 

　　不仅建设成本昂贵，医科院的运营成本也很昂贵。2021年发布在《山东教育》期刊的文章提到，山东省医科院每年投入近1亿元，通过在国际知名期刊刊登招聘信息、赴海外召开引才引智恳谈会、举办国际青年学者论坛等方式吸引人才。

 

　　熊思东说，正因为医科院建设和运营成本都很高，尽管有必要建立医科院，但各个地方也应该保持头脑冷静，不能跟风式建设。“如果所有地方都去建设千篇一律的医科院，这件事也就失去了原有意义。”他说。

 

　　张勘在前述文章中指出，很多时候这里投笔钱建了技术平台，其他部门又投笔钱建了个类似实验室。同一课题今天在这一部门申请获得一笔基金资助，明天换汤不换药，类似课题又到其他部门申请一项经费支持。各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造成资源重复投入，最终研究成果必然缺乏原始创新性和竞争力。

 

　　张勘在文中给出了建设上海医科院的建议，对上海现有医学研究机构评估与遴选，对评估结果较好的研究所，考虑入选上海医科院，给予一定投入。每5年对医学研究机构评估一次，运行较好、产出较多的继续或新纳入上海医科院，运行较差、产出较少的则退出上海医科院。

 

　　国外医学研究机构组织模式总体有两类，一类是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法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家级研究机构，研究开发资金按比例分别资助院内与院外研究；另一类为以英国医学研究基金管理委员会为代表的研究委员会，一般没有直属的实体研究机构，所有研究与发展资金面向全国专业研究机构。

 

　　深圳官方的对外宣称中，多次称深圳医科院要对标NIH等全球领先的医学科学院。NIH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

 

　　NIH由27个不同生物医学学科的独立研究所和中心组成。2018年2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NIH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帮助开发了所有210种FDA批准的药物的药物或药物靶点。NIH在2018年的373亿美元预算中，约有81%用于院外项目，资助遍布世界各地的3000所大学、医学院和研究机构。

 

　　国内传统医科院通常仅有院内项目，经费仅面向本院科研人员。深圳医科院将仿效NIH，同时设立院内、院外项目，院外项目通过“招标制”“悬赏制”“赛马制”等多种方式，向粤港澳大湾区、全国甚至及全球开放，资助院外机构或学者开展研究或跨领域间的合作研究。

 

　　熊思东说，尽管NIH有许多直接借鉴之处，但现实经验表明，单纯的复制拷贝没有前途，必须要结合中国国情，围绕自身临床需求建设医科院，才能走得久远。

 

　　“另起炉灶或完全照搬国外医科院模式，都不可取。”熊思东认为，医科院的建设涉及人才结构、本土医疗资源、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各地差异度很大，要充分了解当地医疗需求，因地制宜建设医科院。“有些医疗基础比较弱的地方购买动辄上亿元一台的天价医疗设备，结果发现连基本运行仪器的技术人员都没有。这些医疗设备变成摆在橱窗里的展示品，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他说。

 

　　在熊思东看来，随着全国医科院的逐步铺开和完善，以前散兵游勇式的研究会被逐步取代，以重大临床需求问题为导向的有针对性、有组织的医学科学研究会成为主流形式。“搭建平台、提供医疗服务只是医科院的职能之一。希望未来的医科院能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不仅容纳医学，也吸纳理工科等多学科的人才，而不是变成一个孵化器或服务中心。”熊思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