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伞的孩子，不是灰色的

 

　　“绥化学院在哪儿？”这是大多数绥化学院毕业生找工作时常常面对的问题。

 

　　曾在这所学校任教的一位老师会这样回答：“它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神经末梢。”这位老师就是张爱玲，笔名艾苓，曾在绥化学院从教17年，专教写作课。她于今年夏季退休，在此之前，完成了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追踪了56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书写他们经历过的贫困生活。

 

　　为什么关注贫困生群体？艾苓曾在一次演讲中给出了一组数据：绥化学院的贫困生曾占40%左右；她接触过的学生超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到现在为止，绥化学院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杰出校友，既没有高官，也没有富豪。他们绝大多数从基层来，又回到基层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做普通人的工作。”

 

　　2017年，艾苓在网上发出“贫困生调查问卷”，开始对身边的“苦孩子们”逐一访谈，走进他们的世界。5年后，艾苓再次回访这些从绥化学院毕业的贫困生，并以第一人称口述的写作形式，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我是贫困生，但我的心里不贫困”“身高以外的东西都可以改变”“我一定不负众望”……

 

　　艾苓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她走近那些孩子之后，才打破自己的设想，他们的世界并不只有单一的灰色，而是丰富多彩的。

 

　　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这一群体特别需要被了解”

 

　　这不是艾苓第一次写她的学生。2016年，她的新书《咱们学生》出版，该书基于教学日记，主要书写学生的校内生活。在写作过程中，艾苓与自己爱人不断地讨论着书的内容。

 

　　“你写绥化学院的学生故事，没有贫困生这一章，那是不完整的，一定要把他们作为一部分纳入进来。”曾经也是贫困生的爱人说。“尽管生活中接触过一些贫困生，但我缺少对整体情况的了解，不敢随意说话。”艾苓解释。“你可以做一个微调查，列出一些简单问题，再将回收来的信息梳理一下，就会有大概的了解。”爱人建议道。

 

　　艾苓听后，立刻行动，分别在朋友圈和微博发布问卷，针对两种学生进行微调查，一是拿过助学金的同学，二是其他同学，每部分只有简单的三个问题。“结果我拿到的信息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所以决定不把他们放进《咱们学生》，要让他们的故事独立成书。”

 

　　不过，艾苓的爱人仍没有放弃关于苦孩子的话题。同年中秋，艾苓正在准备一篇演讲稿，还是讲述“咱们学生”的故事，只不过未确定演讲主题。她的爱人说：“用‘没伞的孩子’做标题，从这一角度去讲孩子们吧。其实，你和我曾经都是没伞的孩子。”

 

　　在那场演讲中，艾苓诉说了几位苦孩子的人生故事。她对观众说：“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学生故事，他们都是‘没伞的孩子’，下雨的时候，他们肯定要比别人跑得更快才行。”那场演讲之后很久，艾苓发现她的爱人还会点开演讲视频，观看数次仍会落泪。艾苓认为，“没伞的孩子”戳中了他的痛点。

 

　　2017年1月，艾苓再次行动，开启更为详细的调查。她在《贫困生调查说明》里写道：“去年曾在网上做过微调查，发现贫困生问题复杂，简单的问卷远远不够，只有面对面访谈和实地调查，才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说明中清楚标明，调查对象为绥化学院在校贫困生、2000年以后毕业的校友、其他自愿受访者；调查方式为访谈或家访。

 

　　访谈邀请一经发出，便有学生联系艾苓，想要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有人在微博上留言说：“我们这一群体特别需要被了解，因为从没有人想了解我们，除了评选贫困生时会关注我们，其他时候都快把我们给遗忘了。”

 

　　艾苓回收了三百余份答卷，答卷人有在校生，有外地毕业生，还有学生将比自己更困难的贫困生介绍给艾苓。不过，回收的2000年以后的毕业校友的问卷数量较少，还需要靠艾苓在实地采访时，与他们详谈。尽管如此，艾苓仍然坚持要采访足够数量的2000年以后的毕业校友，在她看来，他们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大学扩招，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包分配制度取消，这两个政策对家境困难的学生影响很大，有两面性影响。一方面扩招会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上大学，把握住改变命运的契机，另一方面在就业时会经常碰壁，尤其对于绥化学院这样鲜有人知的二本院校。”

 

　　在《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中，艾苓将这两类不同时间段毕业生的故事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2000届至2010届毕业生”，下卷为“2011届至2020届毕业生”。

 

　　第一人称讲述

 

　　我选择“后退”，让他们出场

 

　　“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家庭脱贫做过哪些努力，还有什么问题？在校期间是否获得资助，通过何种途径？你认为高校的贫困生应该如何认定，怎样更合理？……”2017年春节后，艾苓开始采访，形式以倾听为主。她拒绝使用录音设备，更不会一边采访一边做记录，只写下一些重要的关键词，之后再凭记忆去整理故事和时间要点。

 

　　起初，艾苓一直没想好该如何去写，直到完成第二个采访之后，艾苓自问：“一定要让张老师出场吗？我是否只作为一个倾听者和故事的整理者就可以？”这些问题让她明白，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要让孩子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若是通过我的转述，那些鲜活的细节就会流失。”

 

　　艾苓选择“后退”，在书稿中完全屏蔽了自己的声音，每一篇均用第一人称去讲述学生各自的故事。每写完一篇，艾苓会让学生核实细节是否准确，几易其稿再稀松平常不过。

 

　　倾听和改稿，总是一次次打破着艾苓脑海中的设想。“他们中有些是我教过的汉语言文学的学生，很在意信息的准确与否，当我在倾听或写作的过程中设想某一情境时，他们会告诉我，‘老师不是这样的，而是……’我需要打破自己的认知，真正地走近他们。”艾苓解释道。

 

　　到乡下走访时，艾苓更能体会到打破设想的重要性。2017年暑假，她选择了黑龙江省的西部、中部、东部等多条路线，采访了几十位曾经的贫困生。当她去往当地的农场时，才知道那里与自己以为的农场完全不同。“此前，我从没去过农场，总以为满是平房，但其实农场已经城镇化了，只能通过学生的描述，还原农场以前的样貌。比如他们会回忆当时到农场招待所的情景是大通铺，现在根本不一样了；农场唯一的楼是学校，后来机关单位也变成了楼，再后来开始建住宅楼……如果仅仅躲在书房里，自己的设想都是偏差的。”艾苓说，这是“用脚走出一本书”。

 

　　越是走进生活现场，艾苓越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坦诚和信任。有在农场生活的学生，召集了一群校友回忆大学往事，谈及某位老师，便眼泛泪光；有素不相识的小女生，半夜开车到火车站等待凌晨两点到站的艾苓；有人带着妻子接送艾苓，还冒雨去了黑龙江江边，他说：“老师，听过你的演讲，今天咱们一起做没伞的孩子吧。”

 

　　再次出现的男孩

 

　　五年的时间，人生故事完全被改变

 

　　2017年9月末，书稿完成，但出版之路多遇阻碍，直至今年年初，艾苓拿出沉默已久的书稿。五年时间已过，这群孩子又在经历些什么呢？她随即开始回访。虽然回访只能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艾苓仍然感受到不少人的心境和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曾经有一位男同学告诉艾苓，未来想要拥有一间工作室。艾苓听后鼓励他好好努力，先准备好首付。他听后疑惑，什么是首付？艾苓没有继续解释，只说他在未来总会知道的。之后，男生读完艾苓的稿子，却说：“老师，您知道我的故事就好了，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不希望出现在您的书稿里。”艾苓点头，将稿件移入保留稿里。

 

　　今年春节，男生和妻子通过视频给艾苓拜年，谈天说地聊了很久。艾苓看到小两口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便说：“要不然，我写你俩的故事吧。”获得首肯后，艾苓写成了一篇《两个“95后”北漂的仪式感》。其中，男生提到，他在最近两年已经付了两次首付。

 

　　“这夫妻俩是书中的亮点，再一次打破了我对贫困生的认知，他们并非满是苦痛，也有甜蜜的仪式感。他们每个新年都会讨论新一年的计划，贴在墙上。男生总是会带了公司的小蛋糕给妻子吃，一次，蛋糕上有冰淇淋，带回家时已经化了，他就给妻子描述蛋糕原本的样子。他的妻子告诉我，听完之后，她好像真的看到小蛋糕原本的样子。”艾苓讲道。

 

　　不仅如此，艾苓还重写了另一位“95后”男生的故事。这一故事原本的标题为“凌晨四点的深圳”，讲述男生利用寒假去深圳打工，却被骗中介费的故事。而今年回访时，艾苓发现男生走上了网贷这条路，欠款最高达18万元，今年刚刚还清这笔钱。

 

　　艾苓认为，2017年没有顺利出书兴许是另一种更好的选择，五年这一时间的厚度，将贫困生这一主题的维度体现得更广，也更深。

 

　　删除细节的女孩

 

　　与世界和解，长大后顾及父亲的感受

 

　　2017年，一位女同学答应过艾苓，开学后就找老师聊自己的故事。“我一直在等她，上课时我会给她一些眼神，提示她是否还记着我们的约定，她说有时间会给我讲的，可是直到毕业，我也没有等到她的讲述。”

 

　　艾苓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回访时特意找到她：“现在，你愿意给我故事吗？”女孩特别开心，惊讶地说：“老师，原来你还记得那次约定。”于是，艾苓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艾苓认为，兴许是因为在校时伤痛还在，女孩对有些事情还无法释怀，只不过五年过去，心境变了。

 

　　对自己的遭遇有所释怀的，并非只这一位女同学。今年回访，艾苓会把多年前学生修改过的定稿重新发给他们，让他们再次回看稿件，提出意见。其中，一位女生希望艾苓可以删除一些细节。

 

　　这个女孩出生两个月后，因父母外出打工，便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中生活。之后她母亲去世，父亲继续在外工作，她和弟弟由爷爷奶奶抚养。一年除夕，父亲回乡在爷爷家吃饭，饭后准备领着弟弟回自己家，爷爷便示意女孩跟着一起回去。女孩听话地一直跟在后面，但是，当她的父亲回到家中待弟弟进门后，便立刻将门关上，把女孩留在了外面。

 

　　“作为一个写作者，让我删掉这样的细节和情景时，我真的认为太可惜了。但我必须删掉，这是对学生的尊重。”艾苓惋惜道。她向女孩询问删文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当时，爸爸的确做了伤害我的事情，我也很受伤，但是我现在跟世界和解了，更不用说我和父亲也和解了。虽然这些年父亲没有为我做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想弥补自己的亏欠。我怕这本书出版之后，父亲会不小心看到，心里会不舒服。”

 

　　艾苓认为，尽管这个女生曾经遍体鳞伤，但五年之后，很能顾及别人的感受。她曾对艾苓说：“要不然，我把这五年发生的事情给您写下来吧。”艾苓回道：“你不要写，你有空跟我讲，由我来写。”经过数次的核实和修改，艾苓才完成这篇稿子。

 

　　摸爬式努力

 

　　“虽然是贫困生，但我的心里不贫困”

 

　　“这个群体毕业后过得怎样？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他们求职顺利吗？工作怎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艾苓认为，这些学生总是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

 

　　教育能否改变命运？艾苓认为绥化学院的寒门学子已经给出了回应：教育一直是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运的最好投资。尽管大学毕业，并没有让他们鱼跃龙门，立马完成阶层跃迁，“但很多人开始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会，他们中没有‘成功人士’，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他们只能在一路泥泞中摸爬滚打，一点一滴地积累、攀爬，没有奇迹。”艾苓在书中写道。她将这群人的努力称为“摸爬式努力”。

 

　　在每一篇的开头，艾苓提供了他们各自奔波的地理坐标，有些人是从黑龙江省的农村考入绥化学院，毕业之后再回老家当老师或者公务员，这是80后校友常见的路线图；而大多90后贫困生的路线，则是从遥远的省份考入绥化学院，毕业之后再去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拼搏。

 

　　艾苓曾为一位迷上“穷游”的女生画过路线图，她出生在四川南部的农村，2015年考入绥化学院，2019年去西北某城工作，2020年去广州工作。艾苓还写道：“2021年，女孩成为某私立中学老师，学会了骑单车，2022年实现独居。”

 

　　艾苓对这位女孩的评价是“她特别浪漫”，然而，这位浪漫的女孩也曾因屡屡失意走入情绪低谷。2019年，她毕业后仍想考研，甚至是零收入脱产备考，但结果仍是败北。她对艾苓讲道：“那天，我面试被拒，坐在公交站台边，看着车流，看着一辆又一辆车的车轮，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躺在车轮底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被这个想法吓到了，决定离开这里去散散心。”

 

　　她去了成都，之后又到了广州，常常享受骑车的时光，“不管是在晨风中上班还是在夜色中回家，除了骑车什么都不用做。”女孩还曾诗意地说道：“我喜欢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如果总像蚂蚁一样工作，太辛苦了。如果总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也不行。我没有那样的资本，我得靠自己。”

 

　　2017年，艾苓将这位女孩的稿件标题定为《我的心里不贫困》，源于她说过的“这些经历，都让我成长，虽然是贫困生，但我的心里不贫困。”今年，艾苓再跟她聊天，便加入了她在成都和广州的新故事，标题改为“一直在路上”。

 

　　彩色的孩子

 

　　“身高以外的东西都可以改变”

 

　　在贫困生群体以之外，艾苓也会和其他同学聊天谈心。她发现贫困生与非贫困生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他们彼此不理解，这也是艾苓的写作动力之一。

 

　　“哪怕他们是在一个教室上课或是一个宿舍生活，大学四年的时光中两方仍然没有消除隔阂，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没有达成共同的沟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校以班级为单位评选贫困生时，采用的形式基本是：由贫困生上台讲述自己的经历，再由台下的学生投票表决。

 

　　当众诉苦，互相比苦，这样的形式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停。此后的贫困生评定方式开始尊重个体感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学生提交证明材料后，填写申请表和承诺书发到微信群中，再由班级同学投票表决。

 

　　艾苓发现，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一些多子女家庭的教育状况也得到了改变。有些父母在此之前会选择男孩和最聪明的女孩去上高中和大学，而现在上学机会不再被家长选择，而是被中高考选择，“2017届的一个毕业生告诉我，她和两个妹妹都上了大学，他们在中小学都有贫困补助。”

 

　　而此前，一位毕业生曾告诉艾苓，自己在2000年去大学报到时，只带了300元和两件换衣服，好在学校有绿色通道，保证让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入学。“现在看刚上大学时的照片，我就是人群里的瘦猴，体重76斤，身高1.5米，又穷又矮，特别自卑。后来我想，身高改变不了，其他东西却可以改变，我必须努力改变自己。那几年，我每天早晨跑5000到8000米。三年跑下来，攒下好身体，体重长到95斤……我竞选上班干、系干，因为写字还算可以，经常被学工处老师叫去帮忙。课余时间做家教，去图书馆……连续三年我都拿了一等奖学金。”

 

　　这位毕业生告诉艾苓，在他大三那年，赶上首届国家奖学金，这笔奖学金帮他解决了问题，还完了助学贷款。现在，他回到母校中学教语文，长跑习惯延续至今，还帮助自己班上的贫困生。他说：“老师就是这样的职业，举手投足都影响着学生，我希望他们因我变得更好。”

 

　　“当他们真正走过那段泥泞时”，有不少学生与过往的艰辛达成和解：有人从绝口不提变为轻松提起，有人不再心存芥蒂或是反感曾经的经历，他们在各自的路途之中，完成了对家人、生活乃至世界的和解。

 

　　“我们曾经以为他们的答案是单一的，他们身上的色彩只有灰色，那只是因为我们从没有走近他们，其实他们是丰富的，是五彩斑斓的。”艾苓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