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1991年苏联解体25年以来最为混乱的一年，发生了许多意外之事，专家的预测都错了，出现了“特朗普现象”。特朗普是一个非职业政治家，欧洲目前面临恐怖袭击和难民的双重压力，土耳其政变，英国脱欧，巴西政府混乱，这些乱象背后的首要原因就是世界经济衰落，缺乏合作意愿。

 

 

 

第二个原因是大国间的关系疏离，俄罗斯由于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与欧美国家有些芥蒂。中国由于东海、南海问题，与日本、美国关系冷淡。大国间的疏离关系直接影响国际合作的质量，而国际合作的关键就在于大国合作，小国合作的意义并不大。

 

 

 

第三个原因是恐怖威胁。这三大原因，经济、大国关系、恐怖威胁是导致当今世界乱象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秩序出现了问题。

 

 

 

2.特朗普执政后或和四类国家发生矛盾：盟国、邻国、贸易国、伊斯兰国家

 

 

 

世界上有三个特朗普，一个是作为商人的特朗普，一个是作为竞选人的特朗普，还有一个是侯任总统的特朗普。他为什么能胜出呢？因为他非常有意识地选择了美国裂痕的一边，哪一边？三个一边。第一，迎合中下阶层，以反体制的面目公开抨击现有体制内的利益集团；第二，迎合右翼。第三，迎合白人种族主义。

 

 

 

从政治策略上看，这是非常聪明的方式，因为这三类人群都是多数群体。由于社会分裂，其中一派的愤怒情绪非常强大，而这一派的人数众多。所以，特朗普先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一个“造反派英雄”，而不是“革命领袖”。他不可能会给美国体制带来变化。

 

 

 

但他会对三种人发起冲击。

 

 

 

第一，对美国体制内的精英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发起冲击。

 

 

 

第二，对美国的盟友体系发起冲击。当今世界大约有六十几个国家属于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的战略建立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如果美国现在表示，拒绝保护盟友国，让他们自求多福，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盟友国的定位就会出现问题。

 

 

 

第三，对美国过去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产生冲击。因为特朗普先生追求美国第一，经济优先，而不是世界第一。

 

 

 

对于世界格局，根据过去一年多特朗普的表述来看，我预测，在他执政之后，很有可能与四类国家产生矛盾。

 

 

 

第一是盟国，因为他希望盟国承担更多的安全成本，目前，特朗普已要求日、韩出具美国的驻军费用；

 

 

 

第二是邻国，特朗普向美国老百姓承诺拒绝接收非法移民，为此，他计划建立“美国版的长城”，这对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而言是一种羞辱；

 

 

 

第三是伊斯兰国家，由于他口无遮拦，曾坚决表态反对穆斯林移民美国，这必定会与56个伊斯兰合作国家组织的人民产生矛盾；

 

 

 

第四是贸易伙伴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所以，据此来看，其实中国所遭受的冲击并不在首列。日本比较紧张，作为盟国且是贸易伙伴，会产生两次矛盾；墨西哥最倒霉，作为盟国、邻国、贸易伙伴国，与美国存在三次矛盾。

 

 

 

3.中美关系或是机遇：战略压力减少，经贸压力增大，需要预为之谋

 

 

 

因此，特朗普上台对中国的冲击非常有限，因为中国在美国体系以外，且13亿人自成体系，所以中国人可以淡定。

 

 

 

但对中美关系还是会有影响。特朗普会将他的商业特性融入执政理念，尤为重视经济利益，“ Money money go my home”是他的特色，就是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

 

 

 

他现在对中国有些意见，认为中国人赚了他的钱，抢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估计他上任后，中国的经贸压力必定会增加，对此，我们需做好准备，预为之谋，不排除半年后，他命令财政部假借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理由，提高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先生对海外推广民主的影响，肯定弱于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克林顿女士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务卿，设计了著名的“回归亚洲政策”，英文表述为Rebalancing Asia（亚太再平衡），这个词其实是贬义的，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它暗示了中国是麻烦制造者。

 

 

 

其以亚洲Balance system（平衡系统）为前提，它提出，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平衡，而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肩负恢复平衡的义务。这一理论为美国的回归亚洲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从这一方面看，我们中国应当向其学习。

 

 

 

美国能把坏事说成好事，明明是他在亚洲搅局，使得亚洲地区烽烟四起，却把我们定义成一个捣蛋者，而他则是秩序恢复者。在话语权的争夺方面，美国很有竞争力。

 

 

 

15日，中国海军救生船在南海有关海域发现不明装置。为防止该装置对过往船舶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产生危害，中方救生船采取专业和负责任态度，对该装置识别查证。经核查，该装置为美方无人潜航器。图为美国无人潜航器同型产品

 

 

 

坦率地说，中国这几年还是有点难受的。因为与周边国家产生了许多矛盾。原本东海局势非常平静，中日韩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计划之中，但美国一回归，日本右翼开始挑衅钓鱼岛，中日韩谈判至少在这几年有所停滞，未来会否彻底临床死亡？我不清楚。如果克林顿女士当选总统，她一定会继续阻碍三国谈判，这对我们的战略发展非常不利。特朗普先生主观上并不那么重视亚洲，这或许是我们的机遇。

 

 

 

所以，我的结论是，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会有些变化，但时间较短，变化有限。具体而言，我们的战略压力会减少，经济压力会增大，但中国经济力量相对较强，也更擅长处理经济摩擦。因此，中国应当保持淡定。

 

 

 

4.不同于美国19-20世纪的对手，中国的“工业化”促使中美力量均衡化提速

 

 

 

想要理解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中美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想象得更快，因为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中国实现了工业化。我认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之一，就是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坦率地说，绝大部分知识界人士忽略了这点。制造业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力量来源，具备强大的制造业一定也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1949年以前的中国处于农业文明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年将被历史铭记为中国工业文明的起点。中国每30年完成的工业化成果，大致相当于欧洲100年达到的水平。至2016年底，中国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今天的中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美国在20世纪曾面临三个对手，先后是德国、苏联和日本，这三个国家在他们最辉煌之时，制造业总量是美国的70%，但始终无法超越美国，最后沦为“老二”。中国2010年制造业总量悄无声息地超过了美国，同年，发电量也超过美国。多年后再回顾过去，2010年必定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知识界、理论界的多数人其实还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所以我们的理论落后于实践，无法解释实践，甚至经常拖后腿。

 

 

 

截止到今天，中国制造业的结构相对落后，附加值较低。这样的情境下，2015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5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产量是个天文数字。在人类工业文明史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年度钢产量能够达到2亿吨，历史上最高年度产量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1.8亿吨，但中国的钢产量是3.8亿吨。

 

 

 

除了低端工业，我们也有高端工业，高速计算机在世界500强范围的最新排位，是与美国并列第一，均为171台。不仅在数量上与美国齐名，关键是我们的“天河二号”连续六次排名第一，今年上半年落后至第二名，取代它的是另一台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但在2001年参与500强评选时，中国竟落榜了。因为中国最好的计算机也未达到及格线 。

 

 

 

另外，中国产业体系最具完整性，从火柴到火箭的制造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这个能力，体系的完整性就是力量。第三，中国的学习能力世界第一。这反映在两方面，一是逆向工程能力特别强，二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工业的体量大、体系完整、学习能力强，这三点我认为是成功的。

 

 

 

当然，展望未来我们中国不能满足于此，还须要不断创新。现在网民都称克强总理为“超级推销员”，他推销三样东西：高铁、特高压、第三代核电。我们已经给英国建造了一个欣克利核电站，未来还要给英国建造高铁。

 

 

 

2015年10月21日下午，中国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EDF) 正式签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协议，中广核牵头的中方联合体将与EDF共同投资兴建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

 

 

 

综上所述，其实中美之间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我们想象得更快，对美国形成了挑战，坦率地说它不适应。这是未来中美关系最大的麻烦。虽然麻烦，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稳定中美关系，必须承认，美国是过去500年诸多西方列强中相对优秀的国家，软硬实力都较强，确实值得尊敬。

 

 

 

5.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三个理由：新选手、新背景、新国际体系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老教授格瑞哈姆·埃里森坚持认为，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了，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近代史上16次权力转移，有13次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2014年1月《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他说道，“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随后，他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一场与原有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就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这就是人们一直担忧的“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国关系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不冲突、不对抗，这是底线。第二相互尊重，第三合作共赢。美国接受第一点。但不接受第二点，美国人认为他是上帝的宠儿，公开地在报纸上宣称，“你要平等待遇？It is not only a mistake，it is a crime（要平等待遇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罪行），”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对于第三点合作共赢，在有些方面双方可以合作，并且实现共赢，例如防止气侯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打击海盗、遏止跨境犯罪等。

 

 

 

有没有可能跳出来？我个人比较乐观。有三方面理由。

 

 

 

第一，老游戏、新选手。一看就是老游戏，但是选手却是新的。中美两个国家不同一般，首先体量大，均是超大型国家，具备核武器。物理上必须和平共存。

 

 

 

其次，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型国家，但不是标准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血缘比较单纯，而这两个国家都是多元化血缘，非常复杂，只能依靠文明认同聚集在一起，宽容度比一般的民族国家更大。以前美国的对手是德国、苏联与日本，他们都学习西方“打拳击”式的正面对抗方式，而中国采取“打太极”式的温和对抗方式，张弛有度，以柔克刚，你生气时我不做声，你心情好时，我骂骂你，美国没碰到过这种对手。

 

 

 

第三，双方的文化存在许多共性，都是世俗主义国家：中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美国也一样，个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哲学，崇尚实用主义，非常灵活，换个说法，两国都不是一根筋。

 

 

 

第二，老游戏、新背景。首先，我们都是核武器国家，不能开战。其次，处在全球化时代，各国联系密切，我们利用美国体系的公共产品，比如自由市场、国际投资、国际技术、品牌、市场渠道，获得了发展机遇，这对美国也有益处，因为中国的加入使得美国的领导地位更加稳固，若是真的惹怒了中国，中国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穷困国家都组织起来。中国是天然的“丐帮帮主”。

 

 

 

第三，这一百多年来，国际社会、国际体系有所进步。一方面，联合国、国际法比以前更加刚性。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20世纪国家关系，比欧洲主导的18、19世纪国家关系更加文明。以前，大国的崛起，必定要通过欺负周边国家，将他们变成殖民地；而现在则通过高品质的产品占领国际市场，这是进步。

 

 

 

因此，中美之间未来的矛盾虽然较多，战略猜疑也较重，新问题也会较多。但妥善处理三方面关系，发挥历史遗产的作用，充分利用当代新资源，中美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6.功能性关系伙伴：中国替美国分担一些责任，美国同中国分享一些权力

 

 

 

马丁·雅克撰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开篇就提到，中国文化具有现代性，理性治国、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都是现代性的内容。所以我们的现代性，是孔圣人在2500多年前就已为我们确定下来的，西方人没有这个福气。西方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后来开展了启蒙运动，出现了康德这一人物，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完成了孔子同样的功能。康德告诉大家“上帝归上帝，世俗归世俗”，作为世俗的人就应将世俗过好。从功能的角度看，孔夫子2500多年前就已完成。

 

 

 

我建议学习西方四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按顺序排列：第一要学“马先生”，Market economy ，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先生已经指出正确方向，现在中国人玩得特别好。第二要学“赛先生”（科学），第三是“罗先生”，就是Rule of law，就是法治，要依法治国，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第四个才是“德先生”（民主）。

 

 

 

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先生在2013年出版了一书，名为《On China》（《论中国》），他最后说道，中美要Coevolution（相互演进），这是很好的态度。因为美国原本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别国向他演进，基辛格先生竟然说对中国不能这样，两国得相互演进，这是很了不起的。

 

 

 

具体怎么演进，我有两个方案：我们要帮美国分担一些责任，美国必须同我们分享一些权力，如果美国怀抱这种新的态度，然后双方按照“两个分担”的做法，我认为，中美最后会形成一种“功能性伙伴”的关系，英文表述为Functional partnership。功能性伙伴与美日关系不同，美日关系称为“制度性伙伴”，就是受法律约束必须合作。而中美关系不然，功能性伙伴具有两个要点，第一我们在很多具体的议题上合作，第二，我们有对话机制，能把分歧控制住，然后在一部分议题上进行合作，加起来就是功能性伙伴，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对中国与美国均有利，可能对世界也有利。如果中美之间真的成为日美那样的关系，联手统治天下，坦率来说，对其他国家非常不利，因为中美两国过于厉害，使得别国的发展空间非常狭小。

 

 

 

我最后的结论是，面对中国新的国力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它会带来一些麻烦。包括战略上的不信任，以及一些新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应对得当，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构建相对平等的新型伙伴关系，也就是功能性伙伴关系，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这既是我的判断，也是我的期待。